

宝宝哭累了华泰国际,脸上浮出困意。见状,黎娜点开AI聊天软件,给“AI妈妈”拨出电话。
“小宝宝要睡觉,帮我讲个睡前小故事。”指令发出,手机那头,传出了黎娜熟悉、却比她自己更温柔的嗓音。
这是黎娜的“AI分身”。其讲述着关于气球、月亮的故事,语调平缓,没有一丝因为劳累而产生的急躁。尚在襁褓里的婴儿,听到熟悉的音色,竟然真的平静了下来。
“它相当于一个没有实体形态的虚拟学习机。”黎娜说。在那些她忙于做产后恢复操、晾衣服的碎片时间里,“假妈妈”就这样替她陪伴着孩子。

黎娜对AI并不陌生。她在上海一家金融机构做产品经理,习惯用AI工具和逻辑提升工作效率、解决问题。宝宝困了,让AI讲故事;宝宝哭了,用智能化工具检测哭声,甚至是哄睡。
这似乎是一个“美丽新世界”的前奏。在智能化重塑社会的时代,科技接过育儿里那些令人抓狂的琐碎,又会如何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?
当AI开始带娃
在上海打拼的新手妈妈文希说,科技曾救过孩子一命。
去年底,孩子出生,文希在医院坐月子。在老家务工的长辈们无法前来照看,夫妻俩只能找来月嫂帮忙照看。但把孩子交给陌生人照顾,文希总归是不放心。她担心月嫂看护不细致,亦害怕自己不注意,孩子就被抱走了。
她购入了一款婴儿监控。该监控能检测婴儿的状态,比如婴儿是睁眼醒着,还是已经睡着,脸部是否有被遮挡,并实时传送消息提示。这些提醒精准传送到文希手机里。科技给予了“不在场”的安全感,她无需频繁跑到宝宝房间,也能查看孩子的状态。
一次,孩子睡着后,月嫂在一旁玩手机,疏忽了。枕巾滑落,盖住了孩子那张小小的脸。熟睡的宝宝没有挣扎,也没有发出声响。就在那时,文希手机弹出消息提醒:宝宝面部被遮挡。她冲进房间掀开枕巾时,距离遮挡已经过去快一分钟。
回想起那件事,文希还觉得后怕。“真的是AI提醒我了,否则我真的完全不知道。”文希说。

对于身处大城市的双职工家庭而言,科技最初确实是以“救星”的面目出现的。但很快,家长们发现,当需求上升到情感与生理交互层面,科技就显露出捉襟见肘。
起初,那个模仿黎娜声音的AI,确实能骗过不足3个月大的婴儿。但等孩子长到4个月,视力变好,他开始伸手抓握,寻找有温度的实体。
听着AI讲故事的声音,孩子“会不耐烦”。黎娜说:“他要大人抱,要大人关注。如果需要安抚,一定是真人互动才行。”
文希也尝试用科技理解孩子。小月龄的宝宝作息不规律,还总是哭,听得人心烦意乱,亦心疼得不行。文希想知道哭声背后的原因,从而对症下药。但这并不容易。
她下载过一款检测婴儿哭声的APP。产品宣称,录制婴儿哭声,就能识别哭声的含义。12元一个月,文希付了钱。但无论孩子因何哭闹,APP永远只显示宝宝饿了。即便刚喂完奶十分钟,它依旧给出同样的判定。用了一周,她卸载了APP。

也有产品称监测婴儿哭声后,自动播放舒缓音乐进行安抚。文希试用过几次。宝宝哭了,音乐响起,哭声依旧撕心裂肺。
“宝宝这个时候其实更需要大人的怀抱。”文希说。“认母期”的孩子华泰国际,对“怀抱”有鉴别能力,“他对于大人抱他的方式有感知。在抱的过程,他会闻味道,感受大人的姿势”。她觉得,这是AI无法替代的。
“精细化育儿”
如果说,“电子保姆”的笨拙是技术尚不成熟,那么智能化时代对生育带来的更大冲击,在于它无形中重塑了育儿的标准。
“为什么每回洗脚,烫水往盆里浇,盆里溅出的热水珠烫脚上,第一反应是凉,第二反应才是烫?”泡脚时,孩子捧着手机问。
“你这种感觉描述得太准确了。”对方称赞,随后将原理娓娓道来。话题从个体感受进行延伸。
这是华舒颖孩子和AI的对话。孩子捧着手机,和一个看不见的“人”热聊——这个场景,在华舒颖家里并不罕见。
她和丈夫都在北京互联网行业工作。夫妻俩过着“朝十晚七”的生活,到家往往已近8点。而下班不意味着休息,夫妻俩还得从老人手里接过育儿任务。

两个孩子,一个10岁,一个7岁。这个年纪的男孩,有着不尽的好奇心。看到回家的母亲,他们总忍不住围上前,抛出心底的“十万个为什么”。
孩子们的问题天马行空。他们好奇奥特曼怪兽的技能设定、乐高小人的排兵布阵,一会儿又想知道金庸作品里的人物关系、热播电视剧的演员情况,甚至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在哪里、最豪华的酒店长什么样。
“说实话,我不可能都回答。”华舒颖说。遇上答不上的问题,华舒颖就自行搜索答案,让老大自己看文字。老二认字少,她只能耐心念给他听。
但层出不穷的疑问,偶尔还是会让她力不从心。她不想让孩子们的好奇心被敷衍。去年夏天,她把手机递给孩子,让AI回答孩子们的疑问。
孩子们把问题一股脑地倒进对话框,AI都接住了,并始终给予积极的回应。
有时,孩子还会分享学校里的趣事,让AI帮忙编乐高小人的故事,一聊就能聊出十几章。“它是孩子的百科全书。”华舒颖觉得,AI是一个“比父母更有耐心,绝不会扫兴的伙伴”。

智能设备为父母解决了一些知识盲区,但并没有解决父母的劳动总量,反而可能制造更多的情感劳动和认知劳动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李婷,将这种现象归因为“精细化育儿”的压力。“养育方式是阶层化的。”她说,城市白领家庭对育儿过程的认知越充分,越倾向于“精细化育儿”,投入的资源也就越多,感受到的负担也就越重。
文希对此深有体会。育儿中让她感到累的,不是抱孩子这种体力活,而是那些看不见的情绪和脑力消耗。
下班到家,文希得陪孩子读绘本、玩积木。其间,她得不断输出情绪,做夸张的表情逗孩子笑,不能走神。宝宝睡着后,她通常已经累得只想躺着,但她还不能休息。换季了,该买什么厚度的袜子?孩子不爱用奶嘴是什么原因,是否要换L型奶嘴?衣服不够穿,要买什么品牌和材质?每一步,都是一番搜索和挑选。
“这种认知劳动是很累的,但我老公从来不觉得这是劳动。”文希抱怨。在丈夫看来,买东西只是“点一下屏幕”的事,这背后长达数小时的信息搜寻、比对、焦虑,都被掩盖了。
育儿过程中,会产生大量情感劳动。这类“情感劳动其实在育儿过程中被大量低估”,李婷说。而情绪的关怀、眼神的确认、对孩子状态的非语言捕捉,这些被低估的劳动恰恰是育儿的核心。
谁来带娃?怎么带?华泰国际
休完产假回到公司,文希发现自己从核心产品组,调到了边缘组,负责没有预算支持的项目。组员除了她,还有两个同样刚生完孩子的女性,以及一个刚毕业的管培生。在这个边缘组里,没有资源,业绩上不来,绩效自然垫底。
文希也曾尝试找新工作。面试时,面试官无不例外问她:“谁在带宝宝?”“能接受加班吗?”
文希没法回答这些问题。“现阶段的我,不能完全摒弃家庭投入工作。”她说。但在追求效率的企业文化里,一个需要随时响应孩子需求的母亲似乎并不那么受待见。
这是许多双职工家庭面临的普遍困境,困境背后是巨大的婴童看护需求,带动了我国婴童个护及相关智能市场规模持续增长。

面向儿童的陪护机器人也有出现。不过,这类智能设备往往价格昂贵,超出普通家庭预算。同时,产品同质化严重,多局限于基本的讲故事、唱歌和简单对话,功能仍需完善。
湖南常德的熊婉琳便曾买过一款国内的儿童陪伴机器人,花了上千元。机器人会用可爱的声音问好,给孩子讲故事,进行交流互动,但“对话功能经常答非所问”。家里东西多,机器人的跟随功能也不好使。试用了一两天,丈夫觉得像是“买回了个‘废品’”,便退了。
一些家长将希望寄托于托育服务。文希雇了住家保姆,每月8000元,主要负责白天陪小孩。据她了解,这个价格在上海算中等价位,不少住家保姆月薪上万元。
近年来,国家大力推动“智慧托育”。2023年以来,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多次强调搭建智慧托育信息平台,打造“15分钟托育服务圈”。多地已开始试点社区智慧托育中心,试图通过技术手段降低人力成本,解决“入托难”问题。

李婷观察到,家长们“会越来越使用托育,但又会产生分化”。有人一边烦恼“托育太贵”,一边又希望托育服务提供“全外教,或有特定的教育流派”。同时,市场上的托育机构为了招揽客户,也在宣传“托育阶段启蒙教育的重要性”。
托育服务被赋予了很高的教育目的。“不光是要求有个人看着孩子,还得让孩子学东西,比如启蒙教育。”这是许多城市白领家庭的焦虑。
“现在培养孩子的目标跟以前不一样了。”李婷说。在优绩主义的评价体系下,育儿不再只是“把孩子养大”就行,而是培养。从营养摄入到早期教育,每一个环节的决策都伴随着“一步跟不上”的焦虑。“生育率低迷的表层是不敢生、生不起,但底层逻辑是文化以及整个社会分工、评价体系发生了变化。”她说。
生育的可能
那么,在未来,技术是否真的有可能带来一些育儿负担上的解放,从而促进人们的生育意愿?表面上看,这是技术问题,本质上,这是“人”的问题。
李婷表示,当下社会分工和评价体系都呈现个体化,大部分的社会尊重以个人的发展、事业的成功来衡量。如此一来,投入个人事业的时间和精力更多,“这跟投入生育、抚育孩子的时间、精力、经济成本产生冲突”。
于是,对于生育的决策和偏好发生变化。养育孩子也会瞄准“孩子以后如何在所谓的优绩主义社会中出头、发展”,这进一步加剧“养育竞赛”,让育儿成为负担。
文希预想过育儿的压力和成本。她之所以敢生,甚至敢想二胎,更重要的支撑来自她的丈夫。她产后几个月,丈夫承担了主要的哄睡孩子的工作。在文希半夜醒来喂奶时,丈夫会递过来一杯温水。在文希崩溃时,丈夫会默默接手那个哭闹不休的孩子。“他从来不逃避或躲去其他地方。”文希说。丈夫的“在场”,才让她有了生育的勇气。这种勇气,是在婚前便建立的。

“生育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阶段问题,而是贯穿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问题。”李婷表示。
在我国的社会语境中,生育主要发生在婚姻阶段。但现在许多年轻人对婚姻的态度发生转变,导致生育问题前置。年轻人对婚姻、伴侣的要求越来越高,一方面希望门当户对,有物质基础,另一方面又渴望情感上能共鸣,互相认同彼此的价值观,还可能要求男性更多投入家务、育儿,女性承担家务劳动的同时,要有好工作能分担养家压力。所以,在大城市里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对象。
“再往前,结婚肯定要先恋爱,或者要对异性接触有经验,但现在的情况是,很多大学生不仅不谈恋爱,甚至都不怎么跟异性说话了。”李婷说。
那么,出路在哪?我们又该如何破解生育困境?
技术本身是中性的,可能包揽下所有脏活累活,改变传统家庭分工模式而提升生育意愿,也可能因为“更好地为个体提供服务支持系统,来降低个体对婚姻和家庭的需求,进而降低生育水平”。
李婷认为,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技术,而在于分配制度和社会评价体系。只要“考大学、找好工作”依然是唯一的成功路径,家长的焦虑就永远不会停止,AI也只会成为卷的工具。

李婷构想了一种可能:随着AI替代大部分标准化工作,未来社会对人的需求将变得更加多元。
“如果一个孩子不用‘学习很好’也能有好的出路,不再完全按照优绩主义的路线培养,大家的认知路径不是越走越窄,我想至少会减缓生育的经济、时间压力。”李婷说。
黎娜也表达了类似的期待。她认为AI在个性化教育上有巨大潜力。如果AI能帮助家长发掘孩子的独特天赋,制定个性化的成长路径,那么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赛道,而不是在同一条跑道上累死。
社会支持体系不可或缺。这不仅限于现有的社会津贴。正如文希所期待的,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,不应只是给几天陪产假,而是从根本上保障女性的职场权益,支持男性回归家庭承担育儿任务。
李婷说,在此过程中,人工智能或许也能“通过更公正的数据和算法,识别和纠正社会各个领域对性别的潜在偏见和歧视”。同时,用人工智能匹配就业市场需求,减少“就业难”和“招聘难”的错配问题,提高人力资源效率。
“生育友好、职业友好、女性家庭友好,这些工作不仅是为了生育,更多的是为了青年和社会发展、社会福利,是整个社会发展本身就应该实现的。”李婷表示,这是构成美好生活的一部分,不能只执着于用它去“提高生育率”。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除李婷,其余皆用化名)
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,部分来源于网络。首图为郭嘉亮制图
本文首发于《南风窗》杂志第25期
作者 |黄泽敏
编辑 | 何承波
值班主编 | 张来
排版 | 菲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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