宝宝哭累了华泰国际，脸上浮出困意。见状，黎娜点开AI聊天软件，给“AI妈妈”拨出电话。
“小宝宝要睡觉，帮我讲个睡前小故事。”指令发出，手机那头，传出了黎娜熟悉、却比她自己更温柔的嗓音。
这是黎娜的“AI分身”。其讲述着关于气球、月亮的故事，语调平缓，没有一丝因为劳累而产生的急躁。尚在襁褓里的婴儿，听到熟悉的音色，竟然真的平静了下来。
“它相当于一个没有实体形态的虚拟学习机。”黎娜说。在那些她忙于做产后恢复操、晾衣服的碎片时间里，“假妈妈”就这样替她陪伴着孩子。
黎娜对AI并不陌生。她在上海一家金融机构做产品经理，习惯用AI工具和逻辑提升工作效率、解决问题。宝宝困了，让AI讲故事；宝宝哭了，用智能化工具检测哭声，甚至是哄睡。
这似乎是一个“美丽新世界”的前奏。在智能化重塑社会的时代，科技接过育儿里那些令人抓狂的琐碎，又会如何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？
当AI开始带娃
在上海打拼的新手妈妈文希说，科技曾救过孩子一命。
去年底，孩子出生，文希在医院坐月子。在老家务工的长辈们无法前来照看，夫妻俩只能找来月嫂帮忙照看。但把孩子交给陌生人照顾，文希总归是不放心。她担心月嫂看护不细致，亦害怕自己不注意，孩子就被抱走了。
她购入了一款婴儿监控。该监控能检测婴儿的状态，比如婴儿是睁眼醒着，还是已经睡着，脸部是否有被遮挡，并实时传送消息提示。这些提醒精准传送到文希手机里。科技给予了“不在场”的安全感，她无需频繁跑到宝宝房间，也能查看孩子的状态。
一次，孩子睡着后，月嫂在一旁玩手机，疏忽了。枕巾滑落，盖住了孩子那张小小的脸。熟睡的宝宝没有挣扎，也没有发出声响。就在那时，文希手机弹出消息提醒：宝宝面部被遮挡。她冲进房间掀开枕巾时，距离遮挡已经过去快一分钟。
回想起那件事，文希还觉得后怕。“真的是AI提醒我了，否则我真的完全不知道。”文希说。
对于身处大城市的双职工家庭而言，科技最初确实是以“救星”的面目出现的。但很快，家长们发现，当需求上升到情感与生理交互层面，科技就显露出捉襟见肘。
起初，那个模仿黎娜声音的AI，确实能骗过不足3个月大的婴儿。但等孩子长到4个月，视力变好，他开始伸手抓握，寻找有温度的实体。
听着AI讲故事的声音，孩子“会不耐烦”。黎娜说：“他要大人抱，要大人关注。如果需要安抚，一定是真人互动才行。”
文希也尝试用科技理解孩子。小月龄的宝宝作息不规律，还总是哭，听得人心烦意乱，亦心疼得不行。文希想知道哭声背后的原因，从而对症下药。但这并不容易。
她下载过一款检测婴儿哭声的APP。产品宣称，录制婴儿哭声，就能识别哭声的含义。12元一个月，文希付了钱。但无论孩子因何哭闹，APP永远只显示宝宝饿了。即便刚喂完奶十分钟，它依旧给出同样的判定。用了一周，她卸载了APP。
也有产品称监测婴儿哭声后，自动播放舒缓音乐进行安抚。文希试用过几次。宝宝哭了，音乐响起，哭声依旧撕心裂肺。
“宝宝这个时候其实更需要大人的怀抱。”文希说。“认母期”的孩子华泰国际，对“怀抱”有鉴别能力，“他对于大人抱他的方式有感知。在抱的过程，他会闻味道，感受大人的姿势”。她觉得，这是AI无法替代的。
“精细化育儿”
如果说，“电子保姆”的笨拙是技术尚不成熟，那么智能化时代对生育带来的更大冲击，在于它无形中重塑了育儿的标准。
“为什么每回洗脚，烫水往盆里浇，盆里溅出的热水珠烫脚上，第一反应是凉，第二反应才是烫？”泡脚时，孩子捧着手机问。
“你这种感觉描述得太准确了。”对方称赞，随后将原理娓娓道来。话题从个体感受进行延伸。
这是华舒颖孩子和AI的对话。孩子捧着手机，和一个看不见的“人”热聊——这个场景，在华舒颖家里并不罕见。
她和丈夫都在北京互联网行业工作。夫妻俩过着“朝十晚七”的生活，到家往往已近8点。而下班不意味着休息，夫妻俩还得从老人手里接过育儿任务。
两个孩子，一个10岁，一个7岁。这个年纪的男孩，有着不尽的好奇心。看到回家的母亲，他们总忍不住围上前，抛出心底的“十万个为什么”。
孩子们的问题天马行空。他们好奇奥特曼怪兽的技能设定、乐高小人的排兵布阵，一会儿又想知道金庸作品里的人物关系、热播电视剧的演员情况，甚至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在哪里、最豪华的酒店长什么样。
“说实话，我不可能都回答。”华舒颖说。遇上答不上的问题，华舒颖就自行搜索答案，让老大自己看文字。老二认字少，她只能耐心念给他听。
但层出不穷的疑问，偶尔还是会让她力不从心。她不想让孩子们的好奇心被敷衍。去年夏天，她把手机递给孩子，让AI回答孩子们的疑问。
孩子们把问题一股脑地倒进对话框，AI都接住了，并始终给予积极的回应。
有时，孩子还会分享学校里的趣事，让AI帮忙编乐高小人的故事，一聊就能聊出十几章。“它是孩子的百科全书。”华舒颖觉得，AI是一个“比父母更有耐心，绝不会扫兴的伙伴”。
智能设备为父母解决了一些知识盲区，但并没有解决父母的劳动总量，反而可能制造更多的情感劳动和认知劳动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李婷，将这种现象归因为“精细化育儿”的压力。“养育方式是阶层化的。”她说，城市白领家庭对育儿过程的认知越充分，越倾向于“精细化育儿”，投入的资源也就越多，感受到的负担也就越重。
文希对此深有体会。育儿中让她感到累的，不是抱孩子这种体力活，而是那些看不见的情绪和脑力消耗。
下班到家，文希得陪孩子读绘本、玩积木。其间，她得不断输出情绪，做夸张的表情逗孩子笑，不能走神。宝宝睡着后，她通常已经累得只想躺着，但她还不能休息。换季了，该买什么厚度的袜子？孩子不爱用奶嘴是什么原因，是否要换L型奶嘴？衣服不够穿，要买什么品牌和材质？每一步，都是一番搜索和挑选。
“这种认知劳动是很累的，但我老公从来不觉得这是劳动。”文希抱怨。在丈夫看来，买东西只是“点一下屏幕”的事，这背后长达数小时的信息搜寻、比对、焦虑，都被掩盖了。
育儿过程中，会产生大量情感劳动。这类“情感劳动其实在育儿过程中被大量低估”，李婷说。而情绪的关怀、眼神的确认、对孩子状态的非语言捕捉，这些被低估的劳动恰恰是育儿的核心。
谁来带娃？怎么带？华泰国际
休完产假回到公司，文希发现自己从核心产品组，调到了边缘组，负责没有预算支持的项目。组员除了她，还有两个同样刚生完孩子的女性，以及一个刚毕业的管培生。在这个边缘组里，没有资源，业绩上不来，绩效自然垫底。
文希也曾尝试找新工作。面试时，面试官无不例外问她：“谁在带宝宝？”“能接受加班吗？”
文希没法回答这些问题。“现阶段的我，不能完全摒弃家庭投入工作。”她说。但在追求效率的企业文化里，一个需要随时响应孩子需求的母亲似乎并不那么受待见。
这是许多双职工家庭面临的普遍困境，困境背后是巨大的婴童看护需求，带动了我国婴童个护及相关智能市场规模持续增长。
面向儿童的陪护机器人也有出现。不过，这类智能设备往往价格昂贵，超出普通家庭预算。同时，产品同质化严重，多局限于基本的讲故事、唱歌和简单对话，功能仍需完善。
湖南常德的熊婉琳便曾买过一款国内的儿童陪伴机器人，花了上千元。机器人会用可爱的声音问好，给孩子讲故事，进行交流互动，但“对话功能经常答非所问”。家里东西多，机器人的跟随功能也不好使。试用了一两天，丈夫觉得像是“买回了个‘废品’”，便退了。
一些家长将希望寄托于托育服务。文希雇了住家保姆，每月8000元，主要负责白天陪小孩。据她了解，这个价格在上海算中等价位，不少住家保姆月薪上万元。
近年来，国家大力推动“智慧托育”。2023年以来，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多次强调搭建智慧托育信息平台，打造“15分钟托育服务圈”。多地已开始试点社区智慧托育中心，试图通过技术手段降低人力成本，解决“入托难”问题。
李婷观察到，家长们“会越来越使用托育，但又会产生分化”。有人一边烦恼“托育太贵”，一边又希望托育服务提供“全外教，或有特定的教育流派”。同时，市场上的托育机构为了招揽客户，也在宣传“托育阶段启蒙教育的重要性”。
托育服务被赋予了很高的教育目的。“不光是要求有个人看着孩子，还得让孩子学东西，比如启蒙教育。”这是许多城市白领家庭的焦虑。
“现在培养孩子的目标跟以前不一样了。”李婷说。在优绩主义的评价体系下，育儿不再只是“把孩子养大”就行，而是培养。从营养摄入到早期教育，每一个环节的决策都伴随着“一步跟不上”的焦虑。“生育率低迷的表层是不敢生、生不起，但底层逻辑是文化以及整个社会分工、评价体系发生了变化。”她说。
生育的可能
那么，在未来，技术是否真的有可能带来一些育儿负担上的解放，从而促进人们的生育意愿？表面上看，这是技术问题，本质上，这是“人”的问题。
李婷表示，当下社会分工和评价体系都呈现个体化，大部分的社会尊重以个人的发展、事业的成功来衡量。如此一来，投入个人事业的时间和精力更多，“这跟投入生育、抚育孩子的时间、精力、经济成本产生冲突”。
于是，对于生育的决策和偏好发生变化。养育孩子也会瞄准“孩子以后如何在所谓的优绩主义社会中出头、发展”，这进一步加剧“养育竞赛”，让育儿成为负担。
文希预想过育儿的压力和成本。她之所以敢生，甚至敢想二胎，更重要的支撑来自她的丈夫。她产后几个月，丈夫承担了主要的哄睡孩子的工作。在文希半夜醒来喂奶时，丈夫会递过来一杯温水。在文希崩溃时，丈夫会默默接手那个哭闹不休的孩子。“他从来不逃避或躲去其他地方。”文希说。丈夫的“在场”，才让她有了生育的勇气。这种勇气，是在婚前便建立的。
“生育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阶段问题，而是贯穿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问题。”李婷表示。
在我国的社会语境中，生育主要发生在婚姻阶段。但现在许多年轻人对婚姻的态度发生转变，导致生育问题前置。年轻人对婚姻、伴侣的要求越来越高，一方面希望门当户对，有物质基础，另一方面又渴望情感上能共鸣，互相认同彼此的价值观，还可能要求男性更多投入家务、育儿，女性承担家务劳动的同时，要有好工作能分担养家压力。所以，在大城市里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对象。
“再往前，结婚肯定要先恋爱，或者要对异性接触有经验，但现在的情况是，很多大学生不仅不谈恋爱，甚至都不怎么跟异性说话了。”李婷说。
那么，出路在哪？我们又该如何破解生育困境？
技术本身是中性的，可能包揽下所有脏活累活，改变传统家庭分工模式而提升生育意愿，也可能因为“更好地为个体提供服务支持系统，来降低个体对婚姻和家庭的需求，进而降低生育水平”。
李婷认为，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技术，而在于分配制度和社会评价体系。只要“考大学、找好工作”依然是唯一的成功路径，家长的焦虑就永远不会停止，AI也只会成为卷的工具。
李婷构想了一种可能：随着AI替代大部分标准化工作，未来社会对人的需求将变得更加多元。
“如果一个孩子不用‘学习很好’也能有好的出路，不再完全按照优绩主义的路线培养，大家的认知路径不是越走越窄，我想至少会减缓生育的经济、时间压力。”李婷说。
黎娜也表达了类似的期待。她认为AI在个性化教育上有巨大潜力。如果AI能帮助家长发掘孩子的独特天赋，制定个性化的成长路径，那么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赛道，而不是在同一条跑道上累死。
社会支持体系不可或缺。这不仅限于现有的社会津贴。正如文希所期待的，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，不应只是给几天陪产假，而是从根本上保障女性的职场权益，支持男性回归家庭承担育儿任务。
李婷说，在此过程中，人工智能或许也能“通过更公正的数据和算法，识别和纠正社会各个领域对性别的潜在偏见和歧视”。同时，用人工智能匹配就业市场需求，减少“就业难”和“招聘难”的错配问题，提高人力资源效率。
“生育友好、职业友好、女性家庭友好，这些工作不仅是为了生育，更多的是为了青年和社会发展、社会福利，是整个社会发展本身就应该实现的。”李婷表示，这是构成美好生活的一部分，不能只执着于用它去“提高生育率”。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除李婷，其余皆用化名）
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，部分来源于网络。首图为郭嘉亮制图
本文首发于《南风窗》杂志第25期
作者 |黄泽敏
编辑 | 何承波
值班主编 | 张来
排版 | 菲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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